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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中国发展网地区:玻利维亚剧发布:2021-01-2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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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品官人法 的出现和存续,是适应了当时的社会要求。皇帝把 士族 看作人才库,犹如对待御苑里的宝马良驹,既给予高规格优宠,又得备好鞍辔、打上马钉儿,以保证能驾驭驰骋。朝廷不断加强管理规范,以保证士族的精英优品不堕。
九品制 建立后,魏明帝为解决因鉴人标准不一而产生的争品现象,就让大臣刘邵撰写了一部鉴人著作《人物志》。刘邵兼通儒道玄学问,博学有德。《人物志》是一部有名的玄学著作,可以说是一门指导鉴别人才的相术。刘邵在天人合一的基点上出发,认为人的筋骨肌血气与五行相应,表现为五德,展现出不同的外表特质与不同的“才性”。他把才德并列作为选人标准,以中和为最高,也就是有才华而能平和淡泊的人最好。这一审美主张对形成魏晋风度深有影响,人们普遍重视才性和容止。这一点从《世说新语》的人物故事中可见一斑。
此外,民间流传的相术对选才也有不小影响。中国自古有相人术,汉魏时更以善于识人为贵,魏晋南北朝时,一些懂得识人善恶吉凶的人常被说成是识“风鉴”或善“人伦”。选官的必要素质是要懂得识人,如果荐选的人失职或犯罪,他们也有失职之过。因此,研学相术等识人术就势在必行。此外,当时人研学佛经、道义或易经玄学的大有人在,根基好的人就会随着心性的提升而出现一些功能,善于辩人料事也不奇怪。这些都对选人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。 九品官人法 的创制者陈群善于识人,他博学多闻,恐怕也学习和研究过古籍中的相术。据《三国志注夏侯尚传》,陈群懂相印术,即从印章篆文等状况就能预知人吉凶。魏书法家韦诞得到陈群口传后又口传下去,后来形成十多家《相印法》。历史上一般真机秘诀都是口传心授,不为外人所知。但我们从一些历史人物故事中常看到这一时期的人善于识人,可见那个时期的人灵性十足。那样的人出现那样的制度,也是合理。
两晋南北朝时,对官吏的规范有明显的时代特点,士族如果不合规而对教化产生负作用,就会影响做官。西晋突出强调孝道,因此如有人悖逆孝道、违背丧纪,则往往成为清议惩罚的对象。如陈寿在为母居丧期间让婢女为自己丸药,违背丧纪,终身不得再为官。士族官宦尤其注重书法修养。到南朝时,书写有错或字迹不美的“秽书”,尤其是在婚丧祭祀等书札中没有法度的笔迹 [1] ,都要受到清议处罚,甚至不得为官。
在婚姻上,朝廷严禁世族与寒门通婚,包括与地方土豪结亲,触犯者都会因“婚姻失类”而受惩罚,甚至被士籍除名。当然,一般士族可与庶出的朝廷宰辅之类人家结亲。中国社会“门当户对”的婚姻观念在当时非常突出,并影响后世。
士庶不婚,既有对“尊卑有序、良贱不婚”的传统礼制的遵循因素,更兼君王推行教化所需。比如有些贵族贪财爱色,苟合私好,不择尊卑,促使低层人为提高门第而攀龙附贵,败乱社会人伦秩序。因此,朝廷严禁贵贱通婚,有清整教化、禁止贵门不法之意 [2] 。北魏文成帝、孝文帝等对此都有明文规定。只是,当士族子弟素质下降,把门户看得高于才德,刻意追求门第对等,那就成了弊病,违背了贵族精神实质。到了今天,道德大滑坡,原本是为维护家族道德不堕的门第观,被讲究利益金钱的腐朽门第观混乱,因此现在的人用自己的观念就容易误解古人的“士庶不通婚”。
有人说了,古代也可纳妾,妾出身低微啊。是这样,但纳妾不属于婚姻,身份不受此限。妾可以买卖,即使生了儿女,如果正妻死亡,丈夫也不可以从妾中扶立正室,只能另娶。但古代法律对纳妾也有具体规定,不可乱制。按晋律规定,各亲王置妾八人,郡王、公侯六人,一二品官四人……也就是说,不得超过那个数字。同时,什么情况可以纳妾也有规定。如明朝的《万历会典》规定:郡王婚后如果二十五岁还不生育,可以纳妾两个;如果三十岁还不生育,可以再纳两个。到此为止,共四人。妾仅是生子的需要。一般人家,妻不生子,可以纳妾。明朝规定,只有到了四十岁无子,才可以纳妾。因为在婚姻的管理上责权利很清晰,所以历史上大多数时期人们都是各守其礼、谐和相处。今天影视剧等文艺作品中渲染古代社会达官显贵妻妾成群、争锋吃醋,完全是对历史的无知和歪曲。
谱牒,源于对帝王家族世系的记载。周代已设史官修谱,确保宗法秩序不乱,即“奠世系,辨昭穆”。到两汉时,私人家谱也出现了。魏晋实行九品官人法之后,官修谱牒随之出现。
为便于稳定选用和管理士族人才,自东晋开始,朝廷专设谱局,编修士族的谱牒簿状 [3] ,即列出士族的姓氏、郡望及其家族成员的血缘关系、官位等。谱籍成为选官的必要依据,“有司选举必稽谱籍” “考之簿世然后授任” [4] ,婚姻也是如此。为防止假冒世族,历朝都非常重视修谱,谱牒学成为一门重要学问。
东晋时,贾弼之好簿状,广泛收集百氏谱记,撰定缮写了十八州士谱籍,共七百多卷。其孙贾渊(字希镜)精通家传谱学,受到重用。齐永明时,王俭抄次《百家谱》时,与贾渊参怀撰定。于是,王家子孙也传承王俭的谱学。贾氏和王氏成为社会公认的两大谱学世家,后人也把谱学称为“贾王之学”。
谱牒的学问如何重要,从一个故事就能看出来。刘宋孝武帝时,有青州人(今山东淄博市境内)发掘古墓,墓铭上写“青州世子,东海女郎”。当时武帝问遍朝中大学士,没人能说清。贾希镜说:“这是司马越之女,嫁给了苟晞儿。” [5] 一核对果然如此,贾渊从此受到孝武帝器重。
梁武帝时修谱再现高峰。由于南齐末乡举里选不考核才德,晋升以官婚士籍为先,当时士人都厚结姻援,奔忙造请成俗。梁武帝认为立簿选官 [6] ,既有秩序,又可做品行褒贬、升降品级,杜绝庶族造请之风。于是加强 九品制 ,重设中正, 搜荐人才不再区别士庶门第 [7] ,规定“九流常选”(九流即九品),不到三十岁不通一经之人 [8] 不得为官。诏王僧孺改定了《百家谱》,并为东南各族专门编写了一部《东南谱集抄》。王僧孺的谱学著作以及王姓自己的家谱,被后世奉为天下修谱者的蓝本。
九品制在隋唐时被科举制所取代,不再有官修谱牒,但重视家史记录的修谱文化却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。家谱、族谱或宗谱等具有文学、史料等价值,是历史研究的有利补充。
在魏晋南北朝时期,衣冠士族是否强大是文明程度的一种体现。以九品官人法为轴心的士族制度,在大分裂的动荡历史时期极大保护了中国传统文化,使得山河破碎之后,文化依然能够迅速重光,也极大影响了文化的自由多元发展,促进了家学的兴盛。世族往往是书香门第,家学渊源,人才辈出,在文学、书法、医学、天文等各领域都蔚为可观。品鉴人物的风气也延伸到品鉴诗文、绘画等的风格,带来文艺理论或曰古典美学的繁荣。
[1] 《法书要录》卷二庾元威《论书》: “笔迹过鄙,无法度” [2] 《魏书文成帝纪》:然中代以来,贵族之门,多率不法,或贪利财贿,或因缘私好,在于苟合,无所选择,今贵贱不分,巨细同串, 麈秽清化,亏损人伦,将何以宣示典谟,垂之来裔? 今制皇族、师傅、王公、侯伯及士民之家,不得与百工、技巧、卑姓为婚,犯者加罪。 [3] 《南史》卷五九《王僧孺传》载沈约语 [4] 《太平御览》卷二一四引《晋阳秋》 [5] 《南史》卷72贾希镜,《南齐书 卷五十二 列传第三十三◎文学》 [6] 《通典 选举二》,南朝梁武帝《立选簿表》 [7] 《通典》 [8] 《南史梁武帝纪》:“自今九流常选,年未三十,不通一经,不得解褐。” 九流即九品人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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